新郑郑公大墓时代与墓主之争

　　1923年8月25日，河南省新郑县（今新郑市）县城南街农民李锐在其菜园中雇工凿井时，偶然挖到一座古墓。经军政当局组织挖掘，并追缴被藏匿及售出的文物，共出土器物700余件。其中，青铜器达百余件，是中国开始科学考古以前发现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春秋铜器群。该墓出土大牢九鼎和大牢七鼎各一套，并有八簋、编钟等，学界普遍认为墓主为某代郑国国君。仅两件器物铸有铭文：最大的一鼎有铭文约44字，然因锈蚀太甚、字多漫漶而难以释读；一件长方形铜炉内壁有7字铭文“王子婴次之□卢”，成为研究者推断器主、墓葬年代和墓主身份的基本依据。

　　1924年，王国维《王子婴次卢跋》率先予以考证，“余谓‘婴次’即‘婴齐’，乃楚令尹子重之遗器也……则‘婴次’即‘婴齐’无疑……故《春秋》书‘公子婴齐’，自楚人言之，则为‘王子婴齐’矣。”王子婴齐（字子重）系楚穆王之子、楚庄王之弟、楚共王之叔，楚共王元年至二十一年（前590—前570）任楚国令尹，前570年病卒。至于楚器何以出于郑国墓地，“盖鄢陵之役，楚师宵遁，故遗是器于郑地”，该墓当葬于公元前 575年鄢陵战役后，“乃（郑）成公以下之坟墓矣”。

　　1925年和1929年，关葆谦（字百益）先后编著《郑冢古器图考》《新郑古器图录》，将铭文释读为“王子颓次之庶盘”，认为器主“王子颓次”即周庄王（前696—前682年在位）少子王姚之子，墓主则为郑厉公（卒于公元前673年）。1931年，郭沫若《新郑古器之一二考察》则认为：“‘婴次’自是‘婴齐’……惟王子‘婴齐’之为何人，则大有问题。”他将铭文第六字释为“燎”，该炉乃是取暖用的“寻常燎炭之炉”，而非王国维所说的“饭器”，鄢陵战役“时当盛暑，令尹不得携带燎炉以从征也。故此‘王子婴次’必非楚令尹子重婴齐……舍郑子婴齐莫属矣”，该墓当成于公元前680年此人被杀后“三五年间”。1932年，徐中舒《古代狩猎图象考》根据王国维的看法，将新郑铜器定在“公元前五、六世纪间”。1948年12月31日，杨树达《王子婴次卢跋》赞同王国维将该炉定为楚国令尹子重之器，但不同意楚军“鄢陵战败所遗”之说，“其说殊失之泥……如器出一地，必求一事以实之，斯不免于凿矣”。

　　1937年6月，胡汝麟为孙海波著《新郑彝器》所作“序”认为：“新郑诸器，乃战国时代之物。”孙次舟《新郑铜器群年代考辨》（尹达等主编《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上册，巴蜀书社1990年）认为王国维和郭沫若的看法“均无确凿证据”，关葆谦将器主定为“王子颓次”并断为周器，则属误读。孙次舟认为“新郑铜器，实为战国韩国之物，约作于韩襄王时代”，当为公元前311—前300年“十余年间作物”，主张器主为韩宣王之孙、韩襄王长子，即《史记·韩世家》所云“太子婴”，卒于公元前301年。丁山《古代神话与民族》（商务印书馆2005年）认为该炉器主为春秋中期楚国令尹王子婴齐，但出土的牢鼎铭文“实带有战国时代文字作风……就牢鼎之形制言……此尤可证新郑牢鼎为战国时器……当以晚造之牢鼎定为战国时代之墓葬”，新郑“战国时属楚……则新郑铜器群又可确定皆楚器”。不过，早在1965年，郭宝钧完稿的《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就表示“新郑器决非郑婴次时代制，也不能下降为战国时物”，应从王国维所说，定为春秋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