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起，中央文件中用“社会治理”的概念取代了以往的“社会管理”概念，从而表达了在社会领域全面推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非政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之间合作共治的基本理念。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下，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方式由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内在需求驱动下的演进升级。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政社分开

为促进治理转型，并从根本上实现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与法治化，在制度上需要做出重大改革与创新，通过切实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政社分开，构建政府与社会协同共治的现代社会体制。转变政府职能是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落实政社分开是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结构支撑，从而保障党和政府与日益壮大的社会之间的及时有效沟通与协调，扩大政府执政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政府权力运行机制。通过建立权责清单制度，调整和优化政府的权力运行机制。政社分开的社会体制改革以及实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必须以深化政府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根本性前提，其关键途径在于通过“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和“责任清单”这三张清单的简政放权利器，来调整和优化政府的权力运行机制，这也是对中国传统政府行政理念的一种根本性变革。建立“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和“责任清单”这三张清单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政府要拿出“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该做什么，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给出“负面清单”，明确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主体不该干什么，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理出“责任清单”，明确政府怎么管市场、管社会，做到“法定责任必须为”。

社会组织的支持、合作与监管机制。政府要坚持“赋权”与“赋能”相并举的原则，系统地建立一套现代社会组织支持、合作与监管机制。第一，健全现代社会组织支持机制。着重广泛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第二，健全现代社会组织合作机制。第三，健全现代社会组织监管机制。要以法律规范为核心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管，切实落实以社会组织的日常行为管理为基本内容，以现实的政治与社会风险为管理基本标准的规范性监管机制。第四，健全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第五，健全法治保障机制。通过规模性、系统性立法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充分的法律体系和法治机制保障。

推动社会治理精细化

党的政治领导能力。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力量，履行着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双重功能，党的代表性、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优化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保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培育人民的自我治理主体性，保障百姓的民权民生权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当前推进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价值指向。为实现这一根本价值取向，在宏观制度上，党依靠其坚强的政治领导能力，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以及法治国家建设，可以充分保障人民依法有序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从而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基础性的制度框架和稳固的治理资源；在微观机制上，党通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方式方法，可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从而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常态治理能力。政府全面的常态治理能力，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社会民权的保护能力。主要体现在促进创业就业和增加个人收入的发展性权利保护，以及社会保障政府兜底的福利性权利保护两个方面。第二，社会秩序的维护能力。在法治框架下强基础、建制度，维护社会秩序长期稳定、和谐、平安。第三，社会矛盾的化解能力。基于法治化原则建立健全矛盾纠纷的发现、调解、仲裁、复议、诉讼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的矛盾化解机制；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完善社会矛盾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应急管理能力。系统的应急管理能力已经构成了现代社会治理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为加强系统的应急管理能力建设，需要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切实提高政府应急法律能力。第二，大力加强社会风险预警能力，把握舆情和社会心态演变机理，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第三，全面提升公共危机应对能力。遵循权力集中、及时性和有效性原则，依托应急处置网络系统和应急资源的条件，因时、因地、因人科学采取一系列处置措施，建立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无缝隙社会风险预警和应对体系。

公共与国防安全保障能力。在公共安全方面，必须牢固树立安全发展观念，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加强全民安全意识教育，健全食品安全、工程安全、交通安全和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公共安全保障体系。在国家安全方面，必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国家安全战略，落实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政策，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完善国家安全法治，建立国家安全体系。着眼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是一个亟须认真对待的复杂性治理问题，并不能期待一蹴而就，具体体制设计需要在顶层设计与治理实践的互动中不断探索、改革与完善。